邱士杰 | 刘进庆与他的抵抗时代

●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邱士杰老师《刘进庆与他的抵抗时代》一文，本文从刘进庆先生的著作《我的抵抗与学问》中择取了“抵抗”与“学问”作为关键词，以此为经纬，整合刘进庆先生的思想史和政治活动史，进而从具体史料出发补足其与台湾左统运动的关系。刘进庆先生是战后台湾经济研究的学术先驱，也是对20世纪台湾左翼运动同时做出理论贡献和组织贡献的支点人物。从早年求学东大、勇敢营救被国名党当局秘密逮捕的台湾留学生，到创办台湾海外留学生左翼刊物《洪流》，再至在保钓留学生走向分化的过程中逐渐转向中国统一运动，刘进庆先生始终寻求着一种“温厚和激情之间摆动”的抵抗的生存方式，将“抵抗的个人”投入“抵抗的时代”的洪流中去。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43期（2021年9月，台北），感谢邱士杰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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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庆与他的抵抗时代

文 | 邱士杰

引言

左翼运动一般都可从组织史与理论史两个面向来把握，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者尤其如此。虽然这两个面向也存在于20世纪台湾左翼运动，但在日本殖民者与战后国民党政权接连采取暴力镇压的背景下，无数个别运动家的长期坚持活动──而不是组织本身的长期存在──往往是组织得以在溃灭后重建甚至吸收新血的前提；理论也经常依托于个别运动家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容易夭折或萎缩的组织本身──才得以继续发展或延续。换句话说，个别的运动家对于20世纪台湾左翼运动而言，经常是叙述组织史和理论史的支点）尽管运动长期的衰弱不振也正好作为运动特点而体现于兹。

对20世纪台湾左翼运动而言，足以成为理论史与组织史之叙述支点的人物并不多，但活跃于战后日本的刘进庆（1931-2005）正是这样的人物之一。刘进庆是战后台湾经济研究者众所周知的学术先驱，代表作就是他在1972年完成并于1975年出版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戦後台湾経済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て）。然而这部作品也是20世纪台湾左翼运动罕见的大型理论著作。此书不但涉及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会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也试图用社会形态理论为台湾历史进行分期。而他的独特观点就是将台湾自晚清到战后二十年视为连续的「半封建社会」。更重要的是，刘进庆本人也是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国统一运动，以及台湾左翼运动在日本当地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虽然刘进庆并没有以台湾左翼活动家的身分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岛内活动，其活动轨迹却构成20世纪台湾左翼运动史特别是七十年代的关键部分。换句话说，刘进庆是同时在组织史与理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运动家。

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修订版）》人间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将依据现有史料探索刘进庆与台湾左翼运动的关系。刘进庆退休后发表的七十自述〈我的抵抗与学问〉（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是认识其思想与生平平的第一材料。[1]根据这份自述，刘进庆的人生可说由三个环节所构成。第一个环节是作为被压迫者个人的「原始体验」的形成，第二个环节是从原始体验出发并涉及组织史的「抵抗」（レジスタンス，即resistance的日语音译），第三个环节则是为了抵抗且涉及理论史的「学问」。刘进庆为了抵抗而形成的第二个环节将是本文主题，而〈我的抵抗与学问〉未能说明的历史则将根据其他史料而加以复原。

从「原始体验」走向「抵抗」与「学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刘进庆出生在台湾云林斗六。尚称富裕的家境让他自幼便能快乐地成长。虽然他的成长时代正是殖民地台湾进入「十五年战争」以及皇民化运动的阶段，但因为了配合不懂日语的母亲，家里完全以台语沟通，对外才使用日语，从而他也通过这样的二重生活而自小就能保有汉民族生活的空间。虽然少年时代的他也曾遭到皇民化运动的蒙骗，但父亲的民族教育以及皇民化运动对汉民族传统和民间信仰的破坏，却让他在日本投降之前便建立起初步的中国民族意识。1945年的台湾光复让刘进庆满心欢喜迎接祖国的接收，但随后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却让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事变中，他作为嘉义中学学生参与了斗争，并有同窗好友在事变中牺牲。这是他日后犹然深刻悲痛的创伤，国民党统治下复现的压抑同殖民地时期的被压迫经验，共同构成了他所称的「原始体验」。刘进庆在1952年考入台大经济系，同级同学有孙震（1934- ）、黄昭堂（1932-2011，又用名黄有仁）以及吴澧培（1934- ），稍晚几届的则有他日后长期共事的凃照彦（1936-2007）。刘进庆在1956年毕业之后服役，然后顺利考入银行工作，结婚生子。然而，就在他的生活基本安定无虞的时候，心中却产生重新确定人生方向的想法。「我内心的深处却是想走到广大的世界去，再一次审视自己与台湾的关系。还有，只要出国，应该有什么好的机会也说不定；那时，自己还未有要走学问的道路的念头。那是1962年，29岁的春天。」[2]

刘进庆《我的抵抗与学问》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刘进庆在1962年赴日留学，并在1963年拿着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汉裕（1913-1998，东大经济学博士）所写的介绍信，[3]参加了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的入学考试，然后拜入隅谷三喜男（1916-2003）门下，「从此便开始了我往后9年间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园的生活。」[4]这里有早他一步先到的云林同乡凃照彦与刘守哲（1935?-1973），以及比他更早拜入隅谷门下但最终未能取得学位的郭嘉熙（1933- ）。[5]在东大首次接触到马克思以及韦伯的刘进庆打开了自己的学术视野。他不但深为这两位思想家所倾倒，也在隅谷的鼓励下决意研究台湾经济。刘进庆回忆，「一个人的思想和认识，是离不开他的时代和社会而存在的。即使是追求客观理性认识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仍然排除不了其个人主观感性认识的参与。其中，个人在十多岁青少年的『原始体验』，往往形成他一生世界观之出发点。不幸的是，我这一年代的『原始体验』，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惨剧和嗣后白色恐怖时代下的生活。我着手研究台湾时，这个『原始体验』的黑影，始终在我心底，若影之随形。犹记得我从小梦想的抱负，就是要改造这个社会；要台湾成为民主乐土。六十年代初，我离开台湾来到日本。当我看到他国自由繁荣之情景时，自叹自己国家的黑暗落后，不禁感到悲愤，竟至痛哭流涕。我爱台湾好的强烈意识，使我决心研究台湾。」[6]

刘进庆夫人为《我的抵抗与学问》所题写的刘进庆座右铭

1967年5月30日，刘进庆当选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简称东大中同会）总干事。[7]这是以台湾留学生为主的东大校内团体，主要活动是同学联谊和学术交流，而首任总干事即戴国煇（1931-2001）。[8]虽然总干事一职与政治毫不相干，但刘进庆当选总干事后意外发生的「刘佳钦、颜尹谟返台被捕事件」，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67年7月，均为东大学生的刘佳钦和颜尹谟参与旅日留学生暑期归国访问团返台。没想到，这场由驻日使馆组织的集体返台省亲活动亦预谋诱捕刘颜二人。刘颜先后在8月中下旬被捕并遭到惨无人道的刑求。[9]「刘颜事件」让「原始体验」的黑影再次浮现刘进庆心中。这让他展开了「抵抗」。「台湾当局以他们与反体制（台独）组织有关系为理由秘密逮捕了他们并送军法处法办。刘〔佳钦〕先生的家属把记录了受严刑拷问逼供经过的手记送到我手上；还有当局也把两位在日本时遭国民党特务计诱犯罪的部分也当罪状，我以会长的立场毅然出面究明真相。」[10]9月23日，东大中同会举办了一场由驻日使馆文化参事宋越伦和日本各大学台湾留学生对话的「留学与个人的问题」座谈会。「在会上，刘、颜二君被逮捕的消息传开，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刘颜事件终于在所有留学生面前曝光。为了救援刘颜，刘进庆与驻日使馆文化参事宋越伦来回沟通，甚至在1967年11月29日冲向东京山王饭店举办欢迎蒋经国访日的宴席，「将要求妥善处理刘颜事件的书函当面交给当时正好访日的国防部长蒋经国」，[11]要求「在不妨害侦查工作范围内，应该对留日同学充分说明，以安人心，一方面，对外国朋友（例如教授、学生等），也要有个交代。」[12]

1968年正在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刘进庆和许介鳞

赴日留学之初，台大经济系的同学黄昭堂曾劝刘进庆参与台独派的「台青」，[13]但他「基于坦率的感情」直接拒绝了让「台湾变成孤儿」的活动，于是两人再也没有往来。[14]尽管如此，东大时代的刘进庆仍基于反对台湾戒严专制体制的原则和良心，而愿与立场异己的台湾留学生「共斗」（共同斗争）。[15]用他的话来说，「自担任同学会的负责人以来，我一向对事做事，为事做事，以良识、正义与良心为凭，以国家与同学会的利益为会务的价值判断基准，而从不为任何个人或团体做事。」[16]救援刘颜事件就是他践行此原则的实证。

1968年5月，刘进庆卸下东大中国同学会总干事的工作，由当时已经取得东大物理学博士并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林清凉（1931-2019）接任。[17]然而刘进庆并未放弃救援。以刘颜事件为例，「1970年两人遭判刑（10年和15年）后，我〔刘进庆〕也站在先锋继续进行救援政治犯的活动，当时的东大校长加藤一郎也加入了这个救援活动。」[18]此外，国民党当局为镇压留日学生／学者而在刘颜事件之后继续制造了陈玉玺事件（1968年。统一运动相关）、柳文卿事件（1968年。独立运动相关）、陈中统事件（1969年。独立运动相关），以及刘彩品事件（1970年。统一运动相关）。刘进庆不但为这些事件保留了大量救援文献，也着重为陈中统撰写救援文章。[19]正如许介鳞所言：「在实施戒严的台湾，仍然是蒋介石独裁专制时代，台湾民众在『白色恐怖』政治下彷徨，较聪明的知识分子，也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状态。留日学生为什么佩服刘兄的为人，因为他投入学问之余，也是一位热心联系乡亲、照顾后进的行动派。」[20]

为营救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东大同学刘佳钦与颜尹谟，刘进庆在蒋经国访日期间以无预警的方式提交的陈情书

刘进庆等学生的运动属于六十年代全球学运的有机部分。以中国文革和越南战争为前奏，1968年春天的法国爆发了反对越战与戴高乐政府的全国总罢工与总罢课。刘进庆身处的日本也因反越战等问题，而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1月先后出现「羽田斗争」等数次全国学生集结。在此背景下，东京大学校园内也爆发了学运。东大医学部学生为完全废除无给职的实习制度，而在1968年1月展开无限期罢课，要求改善《医师法》。以医学部学运为前导，东大本乡校园的安田讲堂开始成为学生占领和召开反战．反安保集会的据点，并引来警方派出机动队（镇暴警察）进入校园。大批武装警力的进入校园引来了更大的反弹，于是东大各学部先后宣布进入无限期总罢课，并在同年7月组成了全校各学部师生共同参与的「东大斗争全学共斗会议」（简称东大全共斗）。步步升级的「东大斗争」让全校进入无限期罢课以及校长大河内一男被迫辞职的瘫痪状态。抗争还转变成校外各种左翼派系以东大校园为舞台相互较劲，并与机动队搏斗的复杂局面。东大斗争在1969年1月围绕着东大本乡校区的安田讲堂攻防战而进入高潮，驻守讲堂的全共斗学生不敌8500名机动队的围攻而失守。东大斗争走向低潮，所有学部也在同年7月7日恢复教学。[21]

1966年爆发的“羽田机场斗争”，成田地区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 反对者同盟” 与国家暴力机器警察机动队多次冲突

某回，隅谷三喜男与十名左右的大学院院生（研究所学生）在入夜后的研究室里进行学运中常见的团体交涉，刘进庆亦在其中。不过刘进庆并不是为了围攻隅谷而来。事后他向隅谷表明，当时「如果学生们动用暴力，我会用我的身体保护先生。」[22]由于校园无法进行正常教学而刘进庆等人又得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师生只好转移他处。凃照彦回忆，「撰写学位论文之际，我从进庆桑这里获得了很多刺激和建议。在东大纷争的高潮中，我们两人在中央图书馆地下室两人并桌努力学习，直到寒冷的晚上八点。此间，进庆桑由指导教官隅谷三喜男先生指导论文，因此他就邀请了我，在校外的一间斗室准备了一个只有我们三人的讨论课。」[23]刘进庆则说，「在博士课程的后半段，东大刮起校园斗争的风潮。东大经济研究所几乎陷入濒临崩解的状态。我作为外国留学生与风潮保持了距离，只有以总图书馆地下室的研究室为立足处埋头研究。隅谷先生身负处理校园纷争的大任，一方面仍继续在东大驹场校区附近的公寓一角指导我们的课业。同时，我也参加了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会成员，最大限地活用了研究所内收藏的有关台湾的图书数据。就这样，我博士论文的写作就在东大校园纷争中进行。」[24]

博士论文的完成与台湾问题研究会的成立

1968年7月13日，学运分子为巩固东大鬪争在暑假期间的运动能量，在东大本乡校区召开学生集会。[25]与此同时，刘进庆在这天留下一则关于D. H. Houghton的《南非经济论》（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的笔记。他在结束笔记之际提到了南非当时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写道：「隔离发展乃是对历史的逆行。〔但〕以人种差别为基础的白人支配正在带来经济发展。」因此，是否就该「让有能力的人去承担政治，使经济得到发展」？对于这种观点，刘进庆在明快的破折号后写下自己的评语──「奴隸の言葉（奴隸的語言）」。[26]

1968年5月，日本大学学生结成了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即日大全共斗；同年7月，东京大学学生成立东大全共斗

「奴隸の言葉」（«рабьим» языком）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初版的形容语。[27]列宁为了在沙皇俄国出版这本书，不得不以有利于出版的「奴隶的语言」铺陈该书初版行文，回避官宪审查。《南非经济论》的论调显然让刘进庆想起列宁批判的「奴隶的语言」，而且成为自己毕生未敢忘怀的警语：「我一方面热情于母国的民主化运动，另一方面，论文的研究作业也同时推进，两者并立不悖同时进展。我往复于对抗专制政治的民主化运动的感性，和研究专制政治的下层构造的经济的理性认识之间，这使台湾政治经济的全貌和本质更加明确地浮现出来。我抛掉『奴隶的语言』，全心忠实于真实和真理，尽全力写下来。伴随着研究作业的进展愈有充实感，深深感受到学问的滋味和喜悦。」[28]

刘进庆在1969至1971年间留下的材料多属学术论文，显然刘进庆并未在「抵抗」之余忘却「学问」本务。1972年3月29日，凃照彥以《台湾殖民地经济的构造与变化》（台湾植民地経済の構造と変容）取得东大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博士，博经第十九号）。刘进庆则在4月12日以《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戦后台湾経済分析）为题取得同学位（课程博士，博经第二十号）。「当日本的学生运动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我的论文也已完成（1971年），向学校提出。独自的理论架构和从社会底层出发的观点扎实地贯穿了全体论文，被教授褒奖是『优秀的论文』。至少，在校园纷争使东大经济所的教育、研究极端荒废的时期，有研究的成果出来，因而得到指导教授们的欢喜和祝福吧！」[29]同侪对于这部论文的评价也很高。凃照彦认为，「这本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证上，都内含着强烈的阳性的主体性」，「给予读者以同类书籍所没有的强烈印象。」[30]戴国煇则认为，这本书在东大出版会先后出版的五本台湾学者博士论文中，[31]属于「最洋溢热情、精力丰沛的成果。」[32]

然而，当外在环境出现剧烈变化，刘进庆暂时偏向「学问」的重心就敏感地转移到「抵抗」。保卫钓鱼台运动以及两岸围绕着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而引发的斗争，是再次激化刘进庆「抵抗」之心的关键事件。保钓运动始于1970年9月美国将钓鱼台列屿作为冲绳附属岛屿而一同「返还」日本，进而在1971年的海外尤其是北美刺激广大台湾留学生走上街头反对美日所为，并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姑息与无能。同年4月10-12日的全美华人保钓游行，以及8月的美中、美东、美西的留学生三场国是会议之后，钓运进一步转化为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统一运动，并伴随着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而愈见深化与强烈。这导致海外台湾留学生内部不得不围绕着左／右／统／独各种倾向而分裂与重组。除了统一运动之外，北美留学生的运动还存在着认同国民党当局统治合法性但要求当局厉行改革的一种路线，即「革新保台」。同时，对钓运非常消极的独立运动也在北美存在。不管北美的台湾留学生运动如何分化，运动的总体高涨还是影响了全球各地的台湾留学生，其中也包含了日本的刘进庆，结果他并未在取得学位之后马上走上纯学问的道路。

刘进庆曾在1971年3月7日东大中同会的座谈会，提请大家思考东大中同会如何面对在校生因毕业而转变为「OB」（毕业校友）的问题。[33]他的提议直接促成了被他称为「留学生OB会」（留学生毕业校友会）的成立，[34]即1971年8月发足的「台湾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创立〈缘起〉言：「众所周知，台湾的前途亦就是我们的前途。为台湾的前途开拓光明大道，乃是每一位热爱乡土的同胞不可回避的责任。因此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集会研讨，企望能为广大的同胞群众提供一个不分党派、立场的对话的场所。」「本会于1971年8月14日首次集会以后，至同年12月26日的第十次会正式成立为止，国际间局势的激变使人有一叶知秋的预感。尤其对于台湾前途关系休戚的中共在联合国获得正式地位后，更使本会加速成长。今后本会的发育茁壮，全看我们的留日学友侨胞的努力和团结而定。」[35]1971年8月刚好是美中、美东、美西三地留学生先后发起国是讨论会的时刻，可见大洋两边的台湾留学生因为局势剧变而同步的政治化。

在刘进庆取得学位前三个月的1972年1月14日，他在某个场合针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了报告。[36]翌日即1月15日，刘进庆在东京台湾问题研究会的首次公开活动发表主题演讲，题为〈1972年有关台湾问题之内外情势的展望〉。[37]可以说，14日是他「学问」上的报告，15日则是他为「抵抗」而进行的演说。刘进庆在15日的演说公然提出了「人民政府」与「解放台湾」之类的用语，这可以说是他日后全面走上中国统一运动的伏笔。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发表以上报告前几天，出狱不久的雷震（1897-1979）于1月10日向蒋介石等高层领导人秘密提交了题为《救亡图存献议》的革新保台建议书。虽然这篇文书未获蒋介石响应，台湾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显然已在此时成为众所关心的课题。

尽管刘进庆个人已出现认同中国统一运动的倾向，但台湾问题研究会整体更近于革新保台，故其政治走向与美国的三场国是讨论会完全不同。台湾问题研究会主要从台湾岛内的〈国是诤言〉（1971年10月《大学杂志》发表）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及建议〉（1971年12月）设定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而在1971年的十次会议讨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建立台湾为新国家体制的得失问题」，以及讨论《国是建议书》等问题。《国是建议书》概括了十次会议的主题并集中为两点要求：「我们促请政府速纳下列基本事项：一、解除戒严令，废止动员戡乱时期诸法规，释放政治犯，保障基本人权。二、解散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并在台湾普选代表，厉行民主宪政。」该文件在1971年12月25日由中华民国京都留学生同学会、中华民国留日关西同学会、早稻田大学台湾稻门会、明治大学台湾同乡会，以及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共同提出。并在宣言提出隔天正式成立台湾问题研究会。

对于这份具有革新保台特点的《国是建议书》，有日本评论者认为是战后台湾留学生第一次空前团结的公开发言，有划时代的意义。[38]左翼华侨界则严厉批评其只是「换汤不换药地把台湾打扮成另一种门面的小朝廷。」[39]根据刘进庆精心保存的台湾问题研究会的手写刊物《改造》，[40]革新保台的思路在研究会成立之后仍然持续，并在研究会成员与国民党官员的直接对谈中达到高潮。这就是「本会员刘进庆等应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委员会陈裕清主任之邀于8月4日12时至16时假东京都港区元麻布『迎宾酒家』举行有关国是时局问题的座谈会」。国民党为此活动派出了陈裕清（海工会主任）、刘介宙（海工会副主任），以及宋越伦（驻日公使）等人，而台湾问题研究会则派出了刘进庆、吴奇宗、张胜凯、许极炖、邱胜宗、石滋宜、黄文雄，以及戴昭宪为代表。这场座谈会围绕着台湾政治改革、政治犯释放、留学生出入境与回国服务，以及中日建交后的留学生居留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刘进庆在会上公开提出「执政党是否可以考虑建立多党政治，结束一党专政，或其本身分出若干政党」的提问，并批评「政府对政治犯的处理欠妥不公，难服人心」──这些批评有一个关键前提，就是革新保台。[41]

刘进庆的日语论文汉译后发表于北美台湾左派刊物《台湾人民》杂志

刘进庆对此经历的回忆如下：「1971年台湾丧失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在日本的留学生整合全体意见，向台湾当局提出了有关台湾民主化的建言《国是建议书》。这一连串的民主化运动，得到超越政治立场的广大台湾留学生的支持。不经意地我竟然成了在日本的反蒋民主化运动的领导者。想起来这是从我的原始体验来的志向为原点，在海外的抵抗的实践。」[42]刘进庆并未说明这段运动的革新保台倾向，因为他旋即转入自己奉献终身的中国统一运动。

在留学生的政治分化中走向中国统一运动

1969年5月13日，就在东大斗争因安田讲堂攻防战而陷入低潮之后，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接受全共斗学生邀请，在东大驹场校园的「九百号教室」与一千余名的左翼学生进行大讨论。学生们燃烧着一举「论破三岛」并「让他在舞台上切腹」的气氛，但三岛单刀赴会，以一挡百。[43]虽然三岛并未在现场切腹，他却在来年率领其准军事组织「楯之会」成员在自卫队的某驻地发动一场毫无胜算的军事哗变，并在绝命演说之后切腹自杀。

在三岛与全共斗学生进行左右激辩的延伸在线，同时，在中国重返联合国（1971年10月）、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以及中日建交（1972年9月）的剧变时局下，台湾旅日学生也终于在1972年发生了类似的公开大辩论。10月7日，东大中国同学会主办一场题为「中日复交与我们的前途」的座谈会。座谈会邀请了三种不同立场的同学作引言人，各抒己见。依发言顺序是黄昭堂（1932-2011）、刘进庆，以及黄东熊（1932- ）。据《台湾青年》转述，黄昭堂强调「建立台湾人自己的国家」与「消灭蒋政权」才是台湾人的唯一出路。刘进庆则针对黄的发言，提出「知识分子不能代表大众」，「台湾农工大众均在认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现在有社会阶级的问题，要解决此一问题就只有归属中国。」两人立场呈现出绝对的对峙。据说，「当天有日本的FUJI TV录画录音采访，出席者空前之多，发言也空前之热烈。」[44]

1972年10月的这场座谈会是刘进庆「抵抗」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致力以不分左右统独的态度推动台湾留学生的「共斗」。因此他不但敢于公开救援参与独立运动的同学，也不忌讳公然使用「解放台湾」与「人民政府」这样的词汇，甚至敢于在革新保台的底在线要求台湾当局进行改革。然而这场座谈会所造成的氛围却消除了以政治模糊换取彼此合作的可能，于是刘进庆再也难以用自己的力量将不同立场的台湾同学联合在一起。刘进庆在这场座谈会上的明确表态，让同年11月发行的独立派刊物《台湾青年》特别撰文批判刘进庆。[45]此外，《台生报》不但拒绝刊登他的论文，并在该报第83号刊出一篇匿名投书批判刘进庆是「西瓜主义」者，甚至说他在座谈会之后向时任台湾驻日使馆公使的宋越伦诉苦。由于此时主办《台生报》的「在日台湾学生连〔联〕谊会」（简称台连会）恰好换届，并由亲近刘进庆的旅日后辈、台湾雾峰林家后人林启洋（1942-2014，当时用名王启洋）接任第十届总干事，[46]换届后的《台生报》第84号便刊出刘进庆与黄东熊反驳《台湾青年》的文章。刘进庆强调自己不但已半年没去台湾驻日使馆、座谈会后再没收到《台湾青年》，而且出现各种必然是来自熟人的匿名造谣抹黑，「然而我仍不愿想这些朋友对我不同的意见就来诽谤我的人身，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为台湾人民造福着想而苦恼。」[47]

策划《我的抵抗与学问》一书出版的刘进庆旅日后辈林启洋先生在病逝前夕为该书写下的题词

求学东大期间的刘进庆几乎没有任何文章直接谈论自己对于中国统一、文化革命，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的看法。也可能他写了类似主题的文章但采用笔名。如果要探寻他在求学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主要得从他的笔记中寻找线索。根据笔记，刘进庆早在文革爆发之初的1966年，就在大冢久雄的韦伯课程记下从韦伯角度分析文革的只言词组（但不能判断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大冢的观点），比方：「宗教性暴力与物理性暴力两者的结合型态最为糟糕。西泽式的权力。红卫兵。巨大卡利斯马。」文革结束之际的1976年，已经任教的他承担了一门题为「中国经济论」的课程，这门课则完全挪用了文革结束为止大陆学界所发展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观点。尽管这门课以各种数据示于学生，却完全是以阶级斗争史观说明中国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对社会主义改造直至文革阶段的发展进行了正面说明。可惜的是，虽然晚年刘进庆撰写了大量拥护中国统一的论文，但要推测他在六、七十年代对此问题的思考，恐怕还得依靠更多直接的史料。

刘进庆在1972年向「红色祖国」的左转并非偶发的个人事件，而是左翼的中国统一运动在七十年代初期成为海外华人时代主流的体现。首先，史称「保钓第0团」的五名台湾留学生，以北美钓运骨干分子的身分在1971年11月秘密抵达北京，并于17日与周恩来总理会见，彻夜长谈。[48]他们是李我焱、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这次的会面虽是秘密进行（随后才被台湾情报部门获知并在媒体上曝光），却是两岸自1949年分断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北美钓运快速左倾并演化为统运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此后虽仍继续举办类似的访问团且未必采取秘密形式，但直到1975年3月，才有苏清楚、蔡京宁、刘助、吕学周、吴国祯、廖秋忠、郭松年等全数由台湾本省籍留学生组成的访问团秘密前往大陆访问。换句话说，外省籍留学生在引导钓运左倾和转化为统运的过程中，属于最初且最主要的力量。

本省籍人士对左倾潮流的呼应可从陈逸松（1907-2000）谈起。陈逸松是日据以来著名的律师与文化人。青年时代就曾在日本帮助日共翻译中共的文献，并与苏新等台共成员保持着长期的友谊。战后特别是文革发生之后，基于对国民党的不满及对新中国的憧憬，他决定与大陆进行接触。1972年8月，他离开台湾并抵达日本，认识了刘进庆、川田泰代（1916-2001，作家）以及福建出身的林伯耀（1939- ，著名侨领与华侨运动家）等相互认识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然后在林伯耀建议下以日语撰写了后来由周恩来亲自批阅的意见书。以此因缘，陈逸松在1973年辗转各国，抵达北京，并于4月17日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从此展开他在北京的从政生涯。[49]就在陈逸松抵达日本后不久，另一份由本省籍知识分子写给北京的台湾工作意见书也出现了，这就是北美钓运的本省籍骨干成员林盛中、许登源、陈妙惠三人在1972年10月在北京提交给乔冠华副总理的〈台湾工农子弟给政府有关台湾解放单位的批评与建议〉，原标题是〈一群台湾工农子弟给政府有关台湾解放单位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提交之际的林盛中刚转换身分为回国工作的学者，定居北京，而许、陈两人则是作为旅美台湾省籍同胞到北京短期访问，因此最终只有许陈二人得到乔冠华接见。

刘进庆与七十年代以来共同推动中国统一运动的旅日同志的合影

陈逸松的意见书与林盛中等人的「大字报」有个共同特点：一方面，他们都坚持一个中国、中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都主张分析和理解台独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情感因素，并强调争取和转化台独分子的必要性。比方陈逸松强调应以「毛主席所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挽救因反对国民党暴政而走上台独的「青年」，对他们进行「有热情的细致工作。」[50]林盛中等人则主张「对『台独』路线加强批判，对台独分子和同情台独的分子进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肯定它反蒋和民主自决的进步性，打击它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同时必须进行打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的一面，提防蒋记独立的阴谋。」[51]

晚年刘进庆对于自己在七十年代的左转曾有如下回忆：「战后中国，由于内战和冷战使台湾与大陆隔离，台湾出身的我有两个祖国。由于对『白色祖国』的绝望，有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在海外走向台独运动。虽然我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坚守民族统一的原点，肯定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寄希望于『红色祖国』。」[52]这段话的首要重点是刘进庆认同「红色祖国」，但他也强调自己对于异己认同（独立运动）的理解及战后台湾国民党政权作为「白色祖国」的历史定位。显然刘进庆的认同转移仍以尊重各种认同的宽容态度为前提。这种宽容态度及其在刘颜事件以来采取的「共斗」立场似乎互为因果、相互助长。与认同相异者在反蒋立场上「共斗」，可能也是理解同时期的陈逸松和林盛中等人的一把钥匙，但「共斗」本身也容易使自身的政治面貌显得模糊，比方同在东大学习的张国兴（1936- ）就认为刘进庆是左派，但又是「亲近中国国民党派」。[53]

旅日左翼统一运动者的集结与连带

作为转折点的1972年10月，不但属于刘进庆的「抵抗」人生，也属于台湾左翼运动。除了林盛中等人在北京贴出「大字报」以及「中日复交（建交）与我们的前途」座谈会之外，这个月份还同时在北美和日本诞生了两份以台湾本省籍留学生为主的左翼刊物。北美的刊物是前述许登源、陈妙惠也参与其中的《台湾人民》，日本的刊物则是刘进庆参与其中的《洪流》。

《台湾人民》是「台湾人民社会主义同盟」（简称社盟）的机关刊物。刊物的核心口号是台湾人民的「自求解放」与「台湾革命」，[54]而主要批判对象则是当时开始呼应国民党「革新保台」的资产阶级台独派（这种呼应被称为「国〔民党〕台〔独〕合作」）。《台湾人民》的立场是兼容统独两派。这样的立场不但空前，在以中国统一为主要指向的北美保钓运动内部也属异端。林盛中和许登源、陈妙惠提出的「大字报」指出，促统工作应该要「主动地积极地争取『台湾人民社会主义同盟』，使这个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台湾的解放作出正面的贡献。对台独右派要打击，对左派和中间派要争取，应该分别对待。」[55]但对参与其中的独派而言，这份刊物则是早前一度与日本的史明合作但又决裂的「左雄」（化名）以台独左派论客的姿态介入北美钓运的象征。[56]虽然同时期的北美钓运内部已有舆论反思本省籍留学生为何更亲近台独运动而不是如火如荼的保钓运动，希望能更加理解和争取广大本省籍留学生，但《台湾人民》采取的统独兼容立场特别是刊物登载的独派同人观点，远远超越多数钓运参与者能够理解的范围，这就导致《台湾人民》直接被当成台独刊物而遭批判。林盛中回忆，《台湾人民》让许多人「污蔑他〔许登源〕搞台独，连我在北京工作的也都受到波及」，「许登源觉得很冤枉」。[57]此间可能只有转载《台湾人民》的论文并试图组织讨论的北美《群报》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58]在北美保钓运动中，《群报》是各地运动家交换信息的机关之一，也是林盛中和许登源曾参与工作并为之撰文的左翼报纸。

1974年《洪流》杂志封面以及刘进庆以笔名“江林”发表的文章《从台湾杂志看邱永汉》

与《台湾人民》相比，刘进庆参与的《洪流》则是一份「有鲜明中国统一立场的杂志。」[59]以「牛马社」名义编辑的《洪流》先在东京发行五期，停刊一年后的1974年9月才在横滨发行最后的第六期。整份刊物以大陆通行的简化字排印，刊物尺寸和封面也特意模仿当时北京发行的《红旗》杂志，不难想见整份刊物的政治基调与思想状况。[60]此时高度政治化的刘进庆也在《洪流》发表文章，但目前只能确定他以笔名「江林」撰写的〈从台湾杂志看邱永汉〉一文。此文呼应当时台湾《中华杂志》对邱永汉（1924-2012）的批判，斥责放弃反蒋并返台赚钱的邱氏不过是「做外国经济侵略先锋」，帮日本资本开道。他以高亢的革命语调呼吁：「天下没有不经奋斗而能获到的幸福，我们所有台湾出身的人们，包括被蒋帮奴役过的大陆来台同胞，必须勇敢地向黑暗斗争，挣向东方红太阳的路上走，才能真正抬头挺胸，重见光明。」[61]

《洪流》是1973年秘密筹组的「中国统一促进会」的机关刊物。这个组织分为公开组织与秘密组织两部分。据林启洋保留的文书，这个组织曾拟命名为「台湾革命解放党」，刘进庆负责秘密组织的企划组，而组织的正、副领导人则由台连会第十届干事会的学术干事吴新地[62]以及总干事林启洋分别担任。吴新地被林启洋视为「我们的核心领路人之一」，「他对政治哲学的解析，影响我们这群『新入生』很大。他的背后又有刘进庆的同窗关系〔按：台大与东大的同学〕。我们三人经常是小组会议的成员。大大小小诸事我都会跟这两位前辈商议。」[63]

曾经积极参与北美保钓运动的作家刘大任（1939- ）认为，「小组」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起来的独特模式，「彼此互助合作，交换学习心得，像一家人，大方向是蛮理想主义的。」这种模式解决了一盘散沙的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实现了左翼亟需的纪律性与动员力，从而帮助美国各地留学生以学校为单位在保钓期间实现了自我启蒙与组织建设，然而小组成员的思想紧张和负面压力却也因此产生。[64]刘进庆等人的政治集结也属于刘大任所称的「小组」模式，而林启洋提到的「同窗关系」则是小组赖以成形的人际网络。以刘进庆为例，他在东大毕业之际同属应用经济学专攻的「同窗关系」共有凃照彦、刘守哲、汪义正三人。[65]除了凃照彦并未涉入政治，其余两人都与刘进庆有「小组」关系。其中，与凃、刘同为云林人并且同时赴东大求学的刘守哲是一位比刘进庆还要热衷于统一运动的留学生，他不但公开在亲中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工作，过世之后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派代表出席告别式并赠花圈。[66]刘守哲和刘进庆之间是否在政治上存在密切的互动？如果有，又是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有待更多史料厘清。

90年代台湾人间出版社所出的《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六卷本，其中即收录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和刘进庆及其师隅谷三喜男所著《台湾之经济：典型NIES之成就问题》

刘进庆不但通过《洪流》与中国统一促进会实现小组形式的左翼集结，也形成跨地域与跨世代的连带。第一个线索是刘进庆与北美《群报》的联系。刘进庆保存的社会运动文书包含一份指名刘进庆为收件人的《群报》第58期原件。1973年11月25日发行的这期报纸登载了旅日侨生的反蒋运动消息，这大概是寄给刘进庆并得到他保存的原因。显然，至少在1973年的时候，刘进庆与北美的钓运．统运之间已经进行某种往来。

第二个线索则是北美《台湾人民》对刘进庆论文的翻译。《台湾人民》虽在创刊之出展现出「统独兼容」色彩，但其兼容性崩溃得很快。首先是第3期刊出的〈台湾牌的社会主义〉被视为台独文章而遭到批判，然后是1973年上半年因为刊物成员李清一赴北京建立联系，而使刊物内部的统独嫌隙加深的所谓「李清一事件」。事件的发生让《台湾人民》从1974年3月发行的第8期后出现拖刊。台湾解严之后另以「台湾左派理论研究所」名义在台湾重新复印的《台湾人民》也仅止于第1到8期。然而《台湾人民》其实在1974年12月和1975年2月还先后发行了第9期与停刊的第10期，而且恰恰是这两期完整译载了刘进庆发表在1973年9月日本岩波书店《思想》第591号的〈台湾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展开──寄予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67]这也是刘进庆日语论著的首次汉译。从内容上来看，前八期主张「中台」之间属于中越关系式的「同志加兄弟」，最后两期则明确主张「两岸」之间应该实现「无产阶级联合」。换句话说，最后两期已经完全成为主张中国统一的刊物。左雄一系的独立派不但在第八期之后完全分裂出来，还在《台湾人民》发行第10期的1975年2月同时创办完全主张台独的《台湾革命》杂志，并称主张最后两期《台湾人民》的同人是「新台湾人民派」。虽然目前缺乏史料说明刘进庆与「新台湾人民派」的关系，但「新台湾人民派」显然已经从北美注意到刘进庆在日本的理论动向而且认可其论述。[68]

以上两个线索之外，刘进庆最重要的连带就是通过他所参与的《洪流》和中国统一促进会，而与旅日左翼侨界特别是东京华侨总会产生接点。[69]早在二十年代，旅日的大陆各省侨民以及台湾旅日的侨民就以各种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化。此处所称的组织化有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侨民基于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国一党原则直接加入当地的共产党，第二种模式则是基于侨民自身的民族特性而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早期旅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如苏新（1907-1981）等人都曾基于第一种模式而先加入日本共产党，三十年代由大陆旅日作家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则是第二种模式的典型，至于1928年4月台共在上海建党之后短暂存在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东京特别支部」（即台共东京特支），则可视为第一种模式与第二种模式的混合类型。虽然中国与朝鲜的旅日侨民基于第一种模式秘密加入日共的状况，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仍维持一段短暂的时间（代表人物就是作为战后左翼侨领的老台共杨春松以及日共朝鲜人部领导人金斗镕），[70]但台湾的光复也产生了大陆与台湾的侨民联合成统一的华侨组织的需求，比方大陆留学生为主的东京同学会与台湾学生联盟就在1946年实行合并，并进一步出现网罗两岸学生的中国留日同学总会。[71]尽管国共内战的爆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日本华侨内部相应出现左右分裂，却也促使左翼侨界沿着第二种模式形成各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团，进而成为刘进庆等新生代左翼在七十年代所接上的关系。

刘进庆在大陆访问期间留下的题词

林启洋回忆，东京华侨总会「给了一间空房供我们作办事处，可以有个集会和做事的场所。那就是位于东京中央线火车站『御茶之水』站附近的『后乐寮』里。此寮是中日共有的历史学寮，已数十年之老建筑物。中式建筑的此寮在当年（清朝）是座现代化建筑物，规格也够气派。我们接到一间空房，年久失修，屋内又留下一大堆近乎垃圾的东西。为了使用，我们几个人分别找出时间整理它、粉刷它，贴上壁纸。」但在即将投入使用之际，林启洋在1975年9月13日遭到日本移民局「强制收容」，刘进庆转而投身营救林启洋，他们所实现的政治集结也不得不在日本的压制中消散。[72]

陈明忠事件前后

刘进庆在林启洋遭到「强制收容」的同时也陷入越来越艰难的处境。虽然他终于在1975年获得东京经济大学正式教职，但也因为参加左翼运动而遭亚东关系协会吊销台湾护照。「由于我早有觉悟，也就能以平常心看待这事。还好没有台湾护照也不影响在日本的居留，只是成了一个无法回故乡的『弃民』。我不得不继续留在日本，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转变，那是1973年的夏天。即使如此，台湾当局对我一点也没松手。」[73]除了吊销护照之外，1976年迎面而来的「陈明忠事件」更使其处境愈发恶化。

陈明忠（1929-2019），台湾高雄冈山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以学生身分参与了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并于1948年秘密加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虽然陈明忠的入党始终没有曝光，但其参与二二八的经历仍然让他在1950年7月遭到逮捕，判刑十年。陈明忠于1960年出狱后进入制药厂工作，并以专业知识获得重用。本来陈明忠的政治受难人身分不被允许出境，但因厂方需要他前往日本办理相关业务，便帮他争取到赴日考察的机会。陈明忠回忆：他在1974年首次访日前，当时已经在1971年出狱的陈玉玺委托他联系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川田泰代，向她致意，并将当时犹在狱中的台湾政治犯名单转交给她，盼能再转给她所参与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通过川田，陈明忠进一步认识了林伯耀，然后通过林伯耀而认识刘进庆。1975年陈明忠二次访日，这次他从林伯耀处获得了刘进庆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并再次与刘进庆会面。[74]

陈明忠回忆录《无悔》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刘进庆回忆：「对于把焦点放在考察构成专制政治的物资基础的台湾经济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拙著《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给予最高评价的，是台湾的读者。拙著与台湾读者相遇的最早读者是台湾的政治受难者。……陈〔明忠〕氏是最早拿到这本书的人，拙著先在台湾政治受难者之间广为流传阅读。但是，很快地，……这本书成了台湾当局的禁书。事后听到的说法是：政治受难者喜欢这本书的理由是，拙著把他们曾认真思考过的这个时期的台湾问题，以及其后在狱中也曾研究过的时期中的诸多问题，以合乎逻辑的、实证且明快的方式整理出来且给予概括。这个赞誉，回答了论文审查时被指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是否可以有效地说明台湾经济现实的这个质疑。因此，对于拙著可以为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的台湾政治受难者的立场和见解代辩，我内心感到十分高兴。……为政治受难者所喜爱的拙著，对台湾当局而言是『讨厌的存在』。举个例子，1979年10月因《富堡之声》思想问题事件而被逮捕的名作家陈映真先生，被特务列举的所谓嫌疑证据中拙著就名列其中。陈氏出狱后经营出版社，1987年戒严令解除后，开始推动拙著中译版的出版计划，1992年终于完成了中译版《台湾战后经济分析》的出版事宜。译者是台大研究所的三名气锐研究生，监译者是林书扬先生。林书扬先生经历三十五年最久的牢狱，是台湾战后政治受难者的代表人物。拙著在台湾的中文版，是曾经与战后台湾恐怖政治战斗、受苦的政治受难者们热烈的推举和努力的结果。」[75]

返台后的陈明忠为苏庆黎（1946-2004）和陈映真即将改组成左翼刊物的《夏潮》提供了支持，却旋即在交付启动资金的隔天即1976年7月4日被捕，并牵连到许多与陈明忠相关的五十年代曾经入狱的政治受难人。此即「陈明忠事件」。

事件的发生得从他与刘进庆的会面说起。陈明忠回忆，陈逸松的移居北京让他和刘进庆产生了再说服一个台湾知名人物的想法：「我〔在赴日出差期间〕和刘进庆就这么谈了两三天，很愉快，我们思想见解都很一致。他突然冲口而出，说：『嘿！现在来策反黄顺兴吧。』这样，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门关。」黄顺兴是陈逸松意见书所称赞的人物，而陈明忠也通过刘进庆而获知陈逸松前往北京的过程和意见书的内容。[76]意见书开列了两组名单，第一组是寓居大陆但「深受台湾民众信赖」的台湾左翼运动家，包括了苏新、谢雪红、王万得（以上是老台共领导人）、苏子衡、陈文彬。第二组则是「得到民众支持」的岛内人物，其中有黄顺兴（台东县长、立委）、许乃昌（最早的台籍中共党员与左翼理论家）、刘传明（矿业巨子）、彭德（曾任台北市社会局长）。[77]当时担任立委的黄顺兴（1923-2002）早为陈明忠所认识，但因黄顺兴有别的考虑，因此最后实际成行者是他正在日本留学的女儿黄妮娜。由于黄妮娜返台之后泄漏了自己前往大陆旅游之事，才导致陈明忠的被捕。[78]

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汉译本被评为1992年开卷十大好书

远在日本的刘进庆也获知了陈明忠被捕的消息。1977年11月的日本《军事研究》杂志登载了陈明忠判决书的内容，其中赫然将刘进庆封为「中共统战部派遣驻日干部」，而且判决书还将刘进庆视为策动陈明忠等人的指导人物。[79]此后，刘进庆几乎每个月都接受神奈川县警的外事课警察的「访问」，直到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缔结之后才终止。刘进庆为了避免家人知道自己遭到警方的定期调查，便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与警察见面。「表面上好像是谈有关台湾留学生的事，后来才注意到原来是来检查我的动向，也就是台湾的特务机关通过日本警察来监视我。」「这件事相当伤害了我个人的名誉和人格，使我对日本当局和日本的民主主义极度失望。」「为了不使家人因为这无法想象的冤罪而悲伤，二十五年间我一直深藏在内心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我被压抑和抵抗的人生的最高峰。」[80]

刘进庆在2003年11月为陈明忠撰写但没有发表的口述自传〈台湾人爱国主义斗士陈明忠的口述史：国家恐怖下的生死之巷〉如此叙述了刘进庆在陈明忠事件中的角色：「我〔陈明忠〕通过川田女士而认识了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林氏乃是原籍福建省的二代华侨，毕业于京都大学的旅日爱国华侨青年领袖，更是强烈关心救援台湾政治犯的热心活动家。通过林氏，我也进而得以认识台湾出身的学者刘进庆。刘氏也是旅日的台湾留学生领袖、站在台湾民主化运动的最前列。这实在是收获丰富的日本之行。来年，也就是1975年，我再次前往日本。当时，我从林伯耀那儿取得了才出版没多久的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一书。对于住在台湾的我来说，这部研究著作的分析视角与我拥有共通的问题意识。此回，我再度会晤了刘进庆。针对台湾的动向、大陆的形势，乃至对于国际环境的认识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进行了亲切的意见交换。进而，我也听说了台湾政界的大前辈陈逸松先生在1972年经日本前往大陆的事情。返台之际，我买进了一台复印机，热心地把许多图书或数据复印之后，广泛地散播到以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政治受难人为中心的相关朋友手中。」「就起诉书的起诉事实来说，虽然我确实保存了大量与中国大陆相关的文献材料，但最重要的罪名却完全是台湾当局单方面所捏造出来的剧本。其中主要部份的第一点，乃是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以日本为基地，在日本接受中共统战部派遣在日本的干部刘进庆的指导，进而意图在台湾着手实行叛乱计划。而且，根据保安处的调查，刘进庆乃是在日台湾学生连谊会的干事。但事实是什么呢？实际上，刘进庆出身于台湾云林县，毕业于台大经济系之后前往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而当时的他，乃是一位正在东京经济大学担任助教授的经济学者。此外，在日台湾学生连谊会虽然乃是迄今犹存的旅日台独派留学生的组织，但刘教授与这个组织完全没有关系，政治立场也全然迥异。况且起诉书在同一份文件里，一下子说刘进庆是中共干部，一下子又说他是台独组织干部，这又该从何说起？只能说是前后不一、逻辑不通。竟然把出身台湾的刘进庆教授捏造成中国大陆派往日本的中共干部，并当成我的罪状的核心部分。如前所述，我与刘教授只是在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曾在东京会面，而在我被拷问的时候，我说出了这个事实，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81]

《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刘进庆关于推进两岸经济互助合作的建议

刘进庆的父亲在七十年代末已是九十多高龄，「人子无法与老父相见的苦楚日愈加剧」，「抵抗的『大义』和孝行毕竟无法两全」。当刘进庆的父亲在1981年春天过世，他干脆放弃返台。此举引起此前与他沟通返台的调查局的紧张，急着要他回来。于是刘进庆决定将计就计，「对我自己而言，为了证明自己没罪也有必要采取归乡的行动。同时，如果我可以自由进出台湾，一方面可以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推翻军法庭对陈氏案的判决，动摇警总的威权。」于是，刘进庆终于还是在1981年返台。为了避免抵台后可能发生的逮捕，刘进庆在出发之前将相关资料交给了隅谷先生。虽然返台之后未遭逮捕，但「下飞机直到离台期间，一直在特务的监视之下，也出面接受了调查局和警总的共同调查，真是如履薄冰的归乡。」[82]

尽管返乡的行动洗清了刘进庆极为不满的冤罪，陈明忠遭遇的不当判决与刑罚却未得到任何改变。此外，在林宅血案（1980）与陈文成事件（1981）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暗杀事件」的阴影下，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孩子的未来，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便利，刘进庆决定取得日本国籍。于是，「我的抵抗的人生，实质上，在法的层面上总算告了一段落。那是1984年6月，五十二岁那年。」[83]

刘进庆在台湾反帝学生组织发表演说，会议由劳动人权协会会长林书扬主持

刘进庆并未忘怀狱中的陈明忠。1986年11月8日，刘进庆在大阪「与台湾民众的斗争连带起来的集会」以〈开发独裁与民众──战后台湾社会的实像〉为题报告了战后台湾史。报告中特别介绍了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并以二二八对陈明忠一生命运的影响为例，称当时仍在狱中的陈氏境遇堪称「战后台湾社会的缩影」。[84]刘进庆直到此时仍未放弃营救。翌年，陈明忠保外就医，终于出狱。

在温厚和激情之间摆动的抵抗

刘进庆自言，「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从命运性的被压抑中解放出来，做为一个人而得以自主、自由地生存，并且朝向超越一般世俗名利的更高的价值迈进。追求学问的道路使这样的生存方式成为可能，并且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留给后世。」[85]然而，也因为刘进庆的抵抗沿着学问的线索前进，他必须坚持学问所要求的冷静与理性，规范其浇铸在抵抗中的激情，进而克制并反思激情所产生的判断。

刘进庆从抵抗与学问的角度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也许心底曾经浮现从「信仰与学问」的紧张中走来的人生榜样：作为基督徒的隅谷先生。在《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编辑工作结束的座谈会上，刘进庆指出：基督教的信仰让熟稔马克思经济学的隅谷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社会科学者的隅谷先生始终坚持社会底边的观点，因此始终能让人注意到他在学问与信仰之间的深厚联系，特别是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先生的基督徒身分成为他自身从事劳动经济学并深入研究社会思想的一个契机，这是我的理解。」[86]

刘进庆于2005年10月23日逝世后日本当地侨界和师友举办的追思会

在隅谷身上，「信仰与学问」存在着紧张；这样的紧张关系在刘进庆的身上变成了「抵抗与学问」的对立。隅谷认为，由于日本的传统价值体系並不赋予「抵抗＝レジスタンス」以积极的价值，因而日本不存在「抵抗思想」，也不能产生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抵抗运动」，至多只能产生少数的「个人抵抗」或以「无抵抗主义」为名的「消极抵抗」，比方无教会主义基督徒內村鑑三（1861-1930）对日俄战争的抵制。抵抗思想的缺失自然也会导致竹内好所说的「转向」问题：日本总是能够轻易因为外来事物而转向，并不断藉由转向而巩固自己的优等生地位，却不能在抵抗中实现自我的更新，即「回心」。[87]

自认「抵抗」一生的刘进庆并没有从「不抵抗的集体与少数的抵抗者相对立」的日本式构图审视自己的奋斗历程。在〈我的抵抗与学问〉中，「抵抗的个体」（自己）与「抵抗的集体」（运动）之间的辩证联系，是刘进庆自觉或不自觉呈现出来的历史轨迹。他清楚知道自己只是众多抵抗者的一员，而运动的整体形象正在集体的抵抗中。

「回顾七十年的星霜岁月，年少时常常浮现脑际的问题──『我是谁』，在人生不断的经验和思索之中，终于有了解答。答案是超出科学领域的问题，这待来日有机会再说罢。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方向和原则。我个性生来乐群，是一个跟谁都可以相处的人。『温厚的人』，这是我给一般人的印象。我想这应该是受到双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我有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的性格和行动特征。最近畏友中村贞二教授曾经用『激情的人』这句话来总括我这个人，虽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的确也有这一面。这个『激情』的一面，也许是来自在战乱的时代而且活在压抑的社会的我的抵抗意识形态。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在温厚和激情之间摆动的。」[88]

☆ 注释 ☆

[1]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第233號（2003年2月，東京）。本書徵引此文時以曾健民先生的漢譯本為基礎並加以修訂。漢譯本原載於：劉進慶著、曾健民譯，〈我的抵抗與學問〉，《批判與再造》（2005年12月，台北），頁30-39。

[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6。

[3] 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

[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7。

[5] 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郭嘉熙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94-101。劉進慶，〈先生と台湾〉，未刊打印稿，1994年3月14日，頁1-2。

[6] 劉進慶，〈漢譯版序言〉，收錄於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VIII。

[7]〈東大同學會改選幹事〉，《台灣青年》第79號（1967年6月，東京），頁32。

[8] 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戴國煇全集》第27卷「別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85。

[9]《〔紀錄片〕劉佳欽口述歷史》，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imedia. culture.tw/channel/nhrm/zh_tw/media/41461，擷取日期：2019年12月10日。

[1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1] 劉進慶，〈劉顏事件覚書〉，《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期（1972年8月，東京），頁117-121。

[12]〈劉進慶致蔣經國信〉，手稿，1967年11月29日；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5），頁3-4。

[13] 「台青」指的是以1960年創刊的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為開端，並進而組織成台灣青年會（1963年）、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5年）的獨立運動系譜。代表人物有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等人。

[14] 劉進慶口述、駒込武等訪問，〈追悼特別掲載：「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第1期，頁241。

[15] 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16]〈劉進慶致宋越倫信〉，手稿，不早於1968年8月；全文並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5-6。

[17] 〈留學生動態〉，《台灣青年》第90號（1968，東京），頁42。

[1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19]  劉進慶，〈陳中統事件について〉，《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2-125。

[20] 許介鱗，〈憶劉進慶兄的人生哲學──抵抗與學問（Resistance and Learning）〉，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VI。

[21] 東大鬪爭詳細過程可參見：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東京：労働旬報社，1969）。

[22] 隅谷三喜男，《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て」（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300。

[23] 凃照彦，〈同学同郷のよき先輩を偲ぶ〉，《日本台湾学会ニュースレター》第10號「特集：劉進慶先生追悼文集」。

[2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5]  東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協議会、東大闘争記録刊行委員会編，《東大変革への闘い》，頁143-146。

[26]《劉進慶筆記1965-1966．川田演習》，1968年7月13日。

[27] 參見俄文版《列寧著作全集》（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27卷，頁302，http://uaio.ru/vil/27.htm，擷取日期，2020年4月22日。

[2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2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19。

[30] 凃照彦，〈書評：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昭和50年2月　東京大学出版会刊，398ページ〉，《経済学論集》第41巻第3號（1975，東京），頁83。

[31]  這五位東大取得博士學位的台灣學者分別是劉進慶、黃昭堂、江丙坤、凃照彥、許世楷。

[32]  戴國煇，〈近代日本與台灣——台灣留學生前輩的台灣硏究〉，收錄於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17卷「書評與書序卷」（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43。

[33]〈東大中国同学会歴代総幹事座談会——同学会の在り方を考える〉（1971年3月7日），《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頁13。此處採用了蔡秀美譯文，見戴國煇著、林彩美策劃總校，《戴國煇全集》第20卷「採訪與對談卷．三」（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頁51-52。

[34]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35]〈台灣問題研究會成立沿革〉，《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0號（1972年1月15日，東京），頁1。

[36] 劉進慶，〈ブーケ的視角における台湾経済の史的構造〉，未刊手稿，1972年1月14日。這份手稿似乎作為油印的單張在某個場合發表，然後劉進慶保留了一張並夾在他於1967-1968年使用的筆記本中。

[37] 劉進慶，〈討論會報告：1972年有關台灣問題之內外情勢的展望〉（1972年1月15日報告），《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第1號（1972年1月30日，東京），頁1-2。

[38] 杉野駿介，〈台湾留学生に見る「統一」への思考〉，《日中》第2巻第9號（1972年8月，東京），頁12-16。

[39]〈評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國是建議書》〉，《今日！》第1號（1972年4月，東京），頁2。

[40] 劉進慶保存了第0號（1972年1月15日）至第11號（1972年7月15日）的《改造》以及《改造》的「國是座談會號外」（1972年8月5日）。

[41] 以上引文與座談會細節均見：〈國是座談會：與陳裕清氏一席談〉，《台灣問題研究會會刊．改造》國是座談會號外，頁1-2。

[4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8。

[43] 映画『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闘：50年目の真実』，http://gaga.ne.jp/ mishimatodai，擷取日期：2020年5月13日。

[44]〈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1972年11月，東京），頁19。

[45]〈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行時事座談會〉，《台灣青年》第145號，頁19。

[46]〈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47]  劉進慶，〈從個人的經驗談到台連會當前的問題〉，《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2版。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96。此則資料由北京清華大學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何玉首先指出。

[49]   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184-213。

[50] 陳逸松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本史料由曾健民先生惠示，特此致謝。

[51]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

[5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53] 由於張國興同時將劉進慶的履歷錯誤描述為「本來是國民黨、是農林廳官員出身」，因此張國興此處回憶的真實性顯然要打折扣。但也可以說，劉進慶當時給人的這種錯誤印象可能就是如此。參見：張炎憲訪談、陳美蓉整理，〈張國興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47期（2016年6月，台北），頁123、140。

[54] 該刊討論「自求解放」的文章甚多，但沒有統一的定義，比方作者「李寬」就在主張「自求解放」的同時也不能拒絕外在的協助，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幫助。參見：李寬，〈台灣社會主義者與民族自決〉，《台灣人民》第5期（Halifax, 1973），頁29-36。

[55] 林盛中、許登源、陳妙惠，〈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批評與建議〉，未刊手稿，1972年10月。

[56] 1987年的「台灣解放社」社員許宏義認為，「回顧近乎二十年的台灣左派運動，無可諱言的，它是一個以左雄為中心人物的運動。」許宏義指出，左雄因不滿史明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傾向」而在北美洲結合了反史明的統、獨社會主義者，共同創立「社盟」。參見：許宏義，〈左雄路線與政客左雄〉，《台灣解放》創刊號（Darien IL., 1987），頁35。

[57] 林盛中，〈悼念我的良師益友許登源先生〉（2009.4.5，未刊稿；2009.8.6，修訂稿）。北京：台灣同學會。

[58] 著重參見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上半年的《群報》。此間至少轉載三次《台灣人民》的論文，並有論文專門討論統派應該如何對待左派台獨的問題。許登源以筆名「何青」在《群報》發表的〈一位台籍同學對釣運的感想〉也體現其當時的看法。

[59]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60] 筆者曾訪問當年的《洪流》參與者林啟洋先生。他認為這種完全模仿大陸刊物的做法是一種「左派幼稚病」的反映，實際上無助於爭取更多支持。對林啟洋的訪問（訪者╱邱士杰），2014年3月5日，林啟洋北投寓所。

[61] 江林〔劉進慶〕，〈從台灣雜誌看邱永漢〉，《洪流》第6期（1974年9月，橫濱），頁9。

[62] 吳新地，高雄市人，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東大法學碩士，當時在日本大學大學院專攻哲學。參見：〈第十屆幹事介紹〉，《台生報》第84號，1972年12月25日，第1版。

[63] 林啟洋，〈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97-98。

[64] 劉大任，《遠方有風雷》（台北：聯合文學，2010），頁47-48。

[65] 〈會員氏名簿〉，《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號（1971年4月，東京），頁190。

[66] 路通，〈悼念劉守哲同學〉，《洪流》第6期（1974，橫濱），頁3-4。

[67] 劉進慶，〈台湾における国民党官僚資本の展開——国家資本主義研究に寄せて〉，《思想》第591號（1973年9月，東京），頁27-52。

[68]《台灣革命》辦到中途便由左雄在1977年1月創刊的《台灣時代》雜誌接續，並在八十年代初期遭到《台灣人民》部分同人所參與的《台灣思潮》的強烈批判，終至停刊。詳情參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69] 關於東京華僑總會的歷史可參見：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

[70] 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185-205。鄭栄桓，《朝鮮独立への隘路：在日朝鮮人の解放五年史》（東京：財団法人法政大学出版局，2013），頁163-182。

[71]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與中華書店，2004），頁58-62。

[72] 林啟洋，〈弔　劉進慶學長、同志〉、〈林啟洋回憶錄（節選）〉，收錄於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卷，頁XIV-XV、96-99。

[7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

[74]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75。

[7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

[76]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7]〈陳逸松致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書〉（暫定標題），未刊手稿，1972年8月後，頁6。

[78] 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171-180。

[79]  判決書原文用語：「匪幫統戰部派駐日本統戰匪幹」。參見：《陳明忠判決書》，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https://twtjcdb.tjc.gov.tw/ Search/Detail/14215，擷取日期：2020年1月2日。

[80]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19-20。

[81]  陳明忠口述，劉進慶整理，〈台湾人愛国主義者の闘士陳明忠の口述史：國家テロ下の生死の巷〉（草稿），未刊打印稿，2003年11月5日，台北。

[82]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陳明忠對此事的回憶見：陳明忠口述，李娜、呂正惠整理，《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202-203。

[83]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0。

[84]  劉進慶，〈開発独裁と民衆――戦後台湾社会の実像〉，未刊手稿，1986年11月8日，「台湾民衆の闘いに連帯する集会」，大阪．部落解放センター。

[85]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3。

[86]〈座談會：編集委員の任を終えて〉，收錄於《隅谷三喜男著作集．第9巻．月報9》，頁8-10。

[87] 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收錄於氏著、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181-222。

[8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頁22-23。